李稻葵:中国经济对金融的依赖到了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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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06-28 1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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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于5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以下为部分嘉宾发言。



李稻葵:中国经济对金融的依赖到了一个新高度


首先,实体经济经过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十年的调整,对金融的依赖程度,以及与金融融合的程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依赖于金融和金融界各种各样的介入。


今天办企业,跟十年、二十年前不一样,十年、二十年前大量新企业的创办是靠非正规的金融,亲戚朋友借个钱,或者是其他企业通过留利,没有分配的利润拿过来办一个新的企业。今天大量企业的创办是要靠金融界大规模资金的介入。


比如说,上百万千万辆的共享单车,这么多单车是怎么冒出来的呢?李稻葵直言,一定是有人掏钱,大量的投资者掏钱来投资的。“投资于共享单车的这些公司,我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拿自个儿的钱往里砸的。”


同样的是电动汽车,中国电动汽车全球领先的国家,这么多电动汽车突然间冒出来,李稻葵认为,靠的还是金融,“靠的是别人来掏钱。”


新型城镇化,比如说特色小镇,一个城镇方圆20平方公里的地方,突然之间要造出一个新的产业,养小龙虾或者是文化旅游,中国5年就能造出欧洲100年才能形成的小镇,靠的是什么?还是金融。


种种方面看,他认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对金融的依赖程度,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高。”


此外,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比十年前上了一个台阶。中国这一轮的对外开放,又是对金融的依赖程度,跟金融的融合程度,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高。过去的开放是引进外资,过去的开放是去搞贸易,那个是别人带钱进来,今天是我们带钱出去搞“一带一路”。


在这种背景下,李稻葵认为,金融行业,尤其是北京市金融街有两大发展机遇。


第一,金融监管部门到了新的发展的历史阶段,必须跟得上这一轮金融的发展。他认为目前金融的发展已经超过了监管的能力,“现在金融监管的能力跟不上,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速度。”


第二,金融街的机遇是什么呢?金融科技。科技跟金融高度配合,有区块链的,有P2P的,大数据的,各种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中国跟国外是同步的,甚至于是领先的,这一点是金融街发展的机遇。


林毅夫:中国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比没有劣势


林毅夫表示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就需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怎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在十九大当中,提出了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而新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林毅夫认为,其中创新是手段,协调是、绿色、开放,共享是目标。


从林毅夫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现有产业里分成五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类产业,被称为追赶型,也就是这个产业国内有,但是发达的国家,像德国、像日本、像美国、像瑞士也有。这个产品我们国内能生产,发达国家能生产,但同样一部机器设备,我们可能只卖100万美元,别人可以卖500万美元,这代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质量跟别人有差距。那我们还处于追赶的阶段。


第二类产业,是产业我们已经在国际上领先了,比如像高铁,以及家电产业里面的像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这个产业我们已经在国际上领先了,技术属于最先进的了。


第三类产业,被称为转制型的产业。这个产业我们过去在国际上领先有比较优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产业比较优势在丧失,这个产业逐渐退出我们的经济。


第四类产业,我称为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一个特性,它产品研发的周期特别短,有的可能只要半年,有的一年,顶多就是8个月,就是新一代产品。它在研发的时候,主要的投入是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由于研发的时间短,所以投入的并不多。这类产业实际上是完全新的产业,像互联网、移动通讯。我们做一个人力资本大国,完全有条件跟发达国家一起竞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条产业我叫弯道超车型产业。


最后一类是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跟弯道超车型产业正好相反,研发的周期特别长,可能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它的产品的研发固然也需要相当高的人力资本投入,但由于它研发周期长,金融资本的投入也要非常多。


林毅夫表示,这五大产业的创新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追赶型的产业,也就是说实际上它的有关一些企业,发达国家的企业我们可以对标。这个创新方式,有的是引进相关的先进的机器设备,我们就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来作为创新。有的是可以对标发达国家相同产业当中的企业来进行注资的研发。当然,也可以到国外把那些拥有先进产业技术产业方面的企业给予并购,把技术引进来,这是追赶型企业创新的方式。


对于领先型的产业,也就是说这个产业我们在国际上已经处于技术最前沿了,要在这个产业里面继续发展,那就必须自己研究、发明新技术、新产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新技术、新产品的来源。所以对这个产业的创新的方式就是要自己研究,自己开发新产品。


对于转进行,也就是这个产业过去我们有比较优势,但我们比较优势在丧失,对这样的产业怎么创新?


基本有两种方式,有少数企业可以进入到微笑曲线两端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或是做渠道管理。这是它的创新方式。或者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像西部内陆地区,或者到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利用当地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创造这个企业的“第二春”。


林毅夫认为,对于弯道超车型产业,我们跟发达国家比,从要素比或者结构来看,所缺的是金融资本。资本方面我们还不如发达国家,但是人力资本方面,我们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基本没有劣势。


普遍来说,人力资本包含两部分,一个是后天的学习。林毅夫认为,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到研究生,我们现在在这些教育上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实不大。另外一些先天的能力聪明才智,我们是人口大国,人才多、天才多,所以我们既有在短周期产品研发创新能力的人才多。


在这种产业上面的创新怎么创新?必须自己利用优势来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林毅夫表示,战略型产业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的金融资本投入特别多,跟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没有比较优势。但关系到国防安全,技术命脉,我们必须要支持,也要自己的研发。


林毅夫强调,这五种不同产业的研发方式,都需要金融支持。因为不管是买机器设备来引进,或者是到国外并购来引进技术,或是其它几类的自己发明来产生新技术,都需要投资的,投资就需要金融的支持。


不同产业所需要的支持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正常的情况之下,资本是不愿意进入的,因为它违反比较优势,要相当长的时间,风险很大、回报率很低,这种情况需要有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可以设立一些资金来支持不管是国防还是战略新型产业,也可以用政府的财政采购的方式支持已经研发出来的产品的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


向松祚:金融监管做不到一视同仁,怎么成为金融中心?


虽然现在我们都在说金融业对外开放,但向松祚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做好对外开放的准备。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谈到金融工作的三个问题:


第一,金融业自娱自乐,自我循环,中国的经济脱实向虚,这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第二,金融乱象触目惊心。第三,金融监管形同虚设。


向松祚认为,今天,特别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我们要重新深刻的反思我们的金融业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搞。我们这个脱实向虚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从宏观方面他有三个建议:


第一,从宏观上,不解决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信贷软约束问题,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金融监管做不到一视同仁,不要谈中国会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甭说和纽约、伦敦相比,跟新加坡、香港相比都有困难。


第三,他认为中国金融开放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资本账户不开放,怎么能成为金融中心?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资本账户审慎加强了?向松祚认为,这说明我们内部有问题,我们内部的金融风险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际资金怎么可能长期留在你这里呢?


李扬:金融业的最后发展,人人都可以做金融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平均40年9.5%的增长速度下到7%,6%。李扬认为,这种变化背后意味着更深刻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那就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开始向服务化和信息化阶段转变。


这个时候金融服务的需求变了,不是大规模,需要的是个性化、专业化、非标准化、去中心化,这和传统的工业化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工业化时期留下来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完全适应不了这样一种个性化、非标化、去中心化的实体经济的需求,于是就会产生矛盾,于是就会有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发生。


传统的金融业不能够满足现在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金融科技应运而生。金融科技是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阶段,面对着以下这几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要服务于服务业,大家知道服务业是非常非常个性化的,非常非常多样化的,非常零碎的,非常非标准的,服务业在我们北京占比已经占80%了,全国也60%多了,他的比重不断提高是一个规律,于是这种分散的、多样化的需求始终存在,但是我们现在大规模的金融系统,大规模融资的金融系统不能满足。


第二个挑战,科技发展,现在的科技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可以说没有科技,经济就无法再进一步发展了,所以科技创新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是没法大规模支持创新的。


第三个挑战,人民中心的问题。普惠金融就成为下一步金融体系必须做的事,而不止是扶贫,不止是赚了一点钱拿去施舍,而是你其中应有之意,人们获得这样一种金融服务是天赋人权,必须满足这种天赋人权。


李扬认为,金融科技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算法和算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概括为四方面:


第一,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可持续。第二,信用问题,金融科技提供了一个不需要信任的信用关系。第三,线上线下连通,不再有线上线下形而上学的区别。第四,以人为本。


他表示,过去金融被人们看成是少数人受过良好教育,穿着西装革履,住大酒店的人所做的事情。但今后,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基于各种各样的流,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产生不同的金融活动,也就是客户中心。“金融业的最后发展,人人都可以做金融。”


央行徐忠:国企的低效通过高价格转移给了其他企业


徐忠称,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背景之下应把握两条主线: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他提出三个现象需要关注,第一,全球金融市场期现利差太低,导致通货膨胀比较低,如果通货膨胀起来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加息会加快,如果利率提高,一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减税政策意味着美国要扩大发行国债,但现在美联储正在缩表,市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去买,对期现利差有什么样的影响值得关注。


第三,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何种影响也值得关注。


徐忠表示,“在开放的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竞争核心问题是制度竞争。现在发达国家货币在正常化,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实际上谁的结构性改革做得彻底,谁就会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目前各国经济结构性改革,都对今后5-10年的全球经济格局是有很大影响的”。


聚焦国内,徐忠表示,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公布营商环境报告,在190多个国家里面,2017年中国排名27位,保护中小企业投资者排名为119位,税收在130位,跨境贸易是在97位。“这些都反应出,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大而不强,实际上,创造很好的制度环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指出。


“我认为税的问题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徐忠表示,由于包括水、电、燃气等在内的要素市场没有市场化,很多基础设施是国有企业垄断的,导致国企的低效通过高价格转移给了其他企业。“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问题”。


徐忠强调,“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的问题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从2007年到2015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4.37降到了1.36”,“从现在的数据来看,这两年民间投资一直处于低位,对外投资则超过了FDI的,如果不改变营商环境,不做其他的要素市场的改革,何以提高你的全要素生产力?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只能是一个口号”。


在谈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时,徐忠表示,2012年,我国的利息支付总额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量,“不增加新的债务,仅仅是滚动,就能导致债务比不断的升高”,“党中央国务院把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必然的”。


“无论是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还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核心都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产的回报率”,徐忠表示,而实现这个,只有靠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要素市场。


“金融开放背景下的金融风险防范落到一句话,就是要加快改革”,徐忠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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